红色经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11.7——1937.9.6）

时间:2011-07-16 22:45:30 点击:8079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她是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首都为江西瑞金。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毛泽东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

　　-斯诺曾写到，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

-历史学家评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演习——这个国家，就是70年前的、今天所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国民党重兵的层层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虽然，随着4年后雁阵惊寒季节的红军主力长征，红色苏维埃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然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80年前留在赣南红土地上的壮举，却无疑是18年后金色十月所诞生的新中国的伟大预演。

　　-当年的叶坪广场仿佛今日天安门广场的缩影

　　来到赣南瑞金，来到这一80年前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发现：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共和国的雏形和前身，有意思的是，瑞金在成为红色之都后也曾更名为“瑞京”。

　　瑞金城外3公里处的叶坪，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作为新华社前身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这里的红军广场的格局仿佛就是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不仅有红军阅兵台——天安门，而且还有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许多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和瑞金85岁以上的老人都不会忘记，80年前那个枫叶正红的秋天里所发生的一切——

　　标志着红色政权诞生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1月7日下午在叶坪的谢氏宗祠召开的。今天，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建筑还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陈设仍按当年“一苏大会”时的样子摆放。主席台上，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至今鲜艳夺目，两侧的对联分别写着：“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上方悬挂的条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年，就是在这座“人民大会堂”里，来自全国七个苏区的600多位代表，代表所辖范围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经刚刚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向世界宣称，这个国家的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

　　-国民党“围剿”苏区的隆隆炮声成了红色苏维埃诞生的礼炮

　　1930年10月10日，双十节。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父老文告》，将“肃清共匪”列为将要施行的治理国政的“五项政治措施”之首。从当年11月至次年秋，国民党军队接连对赣南中央根据地发起了三次“围剿”。尽管这些“围剿”全部被红军粉碎，但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周围仍驻扎着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红军领导人断定，蒋介石绝不甘心让一个与他对立的政权在眼皮底下成立。为防空袭，谢氏祠堂和检阅台都披上了伪装，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长汀城郊设了假会场。

　　果然，早上8时，阅兵典礼刚刚结束，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就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可塞轰炸机，朝瑞金县城低空飞来。飞行员瞪大眼睛搜索目标，城内城外、田野树林空旷无人，只好把一颗颗炸弹盲目向下扔去。随后又把设在福建长汀的假会场炸成一片火海。

　　今天的人并不知道，为了这个新生政权的诞生，共产党人做了怎样的努力。单是一部宪法草案就费尽周折：早在一年前，秘密设在上海的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就开始为“一苏大会”起草有关文件，后来，共产国际远东局又为大会起草了《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和苏维埃组织法、军事训令等文件，但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没有着落。毛泽东、任弼时立即电告中央寻找法律专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梁柏台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他很快从长汀来到叶坪，投入到几个法律的起草。11月5日，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的第七号电。有的从上海送来的文件，用密写药水写在书籍或白衬衣里，还要用显影药水显影，再抄到纸上翻印。直到11月13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时，梁柏台根据党中央从上海发来的宪法原则要点起草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并提交大会讨论通过。

　　-“毛主席”这一称呼早在80年前的瑞金就开始叫响

　　谁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早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就在上海开会讨论过这一问题。据说，有人提议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担任共产党创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似乎顺理成章，但是有人指出向不在苏区。最后，大家认为：不论谁担任这一职务，都必须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大家公认，只有亲自创建并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具备这两项基本条件。会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议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局表示同意后又报莫斯科，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11月20日，“一苏大会”结束。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的一片小树林里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在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选举毛泽东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第一次走上管理全国政务的岗位，“毛主席”这一称呼也由此叫响。

小小的瑞金聚集了共产党人的第一代精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军事人民委员——朱德；劳动人民委员——项英；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何叔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和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不能到职视事，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梁柏台暂时主持司法部工作，任命徐特立为代理教育人民委员，主持教育部工作。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尽管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还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个部委设置该有都有。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

记者发现，在由63人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被一同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18年后的10月1日，他们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一座祠堂装下了整个国家首脑机关

　　走进谢氏祠堂，我们看到，沿着两边的墙壁，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里面仅容一桌一床，这就是当年共和国各部的办公室。

　　据记载，毛泽东曾对各部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记得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室雅不在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室。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只有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容不得官僚主义。”中央政府总务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注意节约。比如点油灯，国家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办公规定点三根灯芯，部一级的只能点两根，一般的单位只能点一根灯芯，不能违规。毛泽东带头执行这些规定，每当他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总是要弄灭一根。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款额在500元以上者，即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依款额多少分别处以5年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产，并追回赃款。

　　记者从一些档案材料中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国家工农检察部还特意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曝光。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才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中华苏维埃沦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在红色之都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4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即使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也有必要和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发的。

　　然而，这些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却没有被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所关注和重视。事实上，这位从山沟里走出的布衣先生所提出的“武装割据理论”以及他在赣南红土地上一切成功的实践，一直被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两天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

　　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正式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支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三个月后，曾口口声声斥责毛泽东的主张为“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的临时中央便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不得不从上海搬到瑞金。博古等人的到来使毛泽东的日子更不好过，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博古等人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的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

　　1933年10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一个肥大的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尽管这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但博古等人却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一败再败。

　　1934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

残阳如血，秋风瑟瑟。1934年10月的某个傍晚显得特别凄凉。以党、政、军为一体的长征已成定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失去了固定的版图而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文/贾永李大伟徐壮志图/李刚(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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